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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http://www.sun0769.com 东莞阳光网 2010年08月17日 15:35

  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祝寿节”、“女儿节”等,今天也被称为“老人节”、“敬老节”。

  重阳节起源很早,在漫长的传续过程中,重阳节逐渐成为深具中国民俗文化特征的重要节日之一。两千多年来,对生命归宿的追求作为重阳节深层结构中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改变,人们熟悉的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等词句,[①]就高度概括了这一节日所蕴涵的丰富的时空观和生命感。但在发展过程中,重阳节还融合了敬老养老的儒家理想与孝道伦理,也融合了道教养生贵生、驱邪求寿的世俗理念,逐渐由最初的天伦祈祀型国家大礼转变为人伦娱乐型的民间佳节,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全民传统节日。如今,在全球化老龄工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一个集中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重要的社会性节日,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重阳节的起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这种说法的形成还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曹丕的说法说明这一认识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二”这个数。另外,《易经》天之数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

  综合后人的研究,[②]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说法复杂。它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③]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

  一、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

  二、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④]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由于其具有划分季节的作用,传说在四千多年前的颛顼时代,就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由于“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是隐入的意思,“内火”指“大火”星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由于先民御寒能力有限,加上冬季食物不足,许多人会在严寒中死去。火神的暂时“死亡”意味着妖恶横行、意味着许多人即将死亡,所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祭奠仪式的具体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仪式在先秦时期应该会很普遍。如今江南部分地区还有重阳祭灶的习俗,这应该是古代九月祭祀“大火”习俗的流传。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所以东晋《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

  三、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这个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著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璎,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注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该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

  《周书》说,天地一开始是互通的,但后来由于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⑧]“绝”是断绝的意思,“地天通”是天地的通道,“绝地天通”指断绝了地民和天神往来的通道。而“绝地天通”的“南正”重、“火正”黎二人本是颛顼的后代,但历史上对其身世、官职的说法比较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很多时候又被合称为一人。其中有种说法是,主管天的“重”也曾担任过“火正”的官职并被人们尊为火神,后被帝喾称为“祝融”。而祝融恰恰就是楚人公认的先祖。先祖“绝地天通”的做法无疑让楚人无法接受,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昭王之问”。据《国语楚语下》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89年前,“(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此观射父做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解释,并说主要是因为“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所以只要做好祭祀就行。至于什么时候是祭祀的最好时间,观射父认为是“日月会于龙<豕尨>”之时,他解释说这个时候“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很显然,观射父指的是秋季祭祀。通过“昭王之问”,我们可以发现两点:一是楚昭王非常关心“民将能登天乎”这个问题,可见,对于楚人来讲黎民“通天”是个现实的要求。第二个问题是观射父所说的“日月会于龙<豕尨>”之时具体又是哪一天?和大多数古人一样,观射父用的是一种天象来指具体时间。“龙<豕尨>”是古星名,居东方苍龙七宿之末,又叫龙尾星。古观象玩占“尾九星苍龙尾也,一曰析木”,“析木”为十二星次之一,“日月会于龙<豕尨>”指的是“龙尾伏辰”,也就是日月会于析木之时。晋傅玄《大寒赋》曰“日月会於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佐以《左传》鲁僖公五年“晋国灭虢”对天象的描述和时间记载,今人认为“日月会于龙<豕尨>”即“龙尾伏辰”的时间大概在夏历九月初十日亦即九月“丙子日”。毫无疑问,楚人必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祭祀活动。而相传祝融还是一位音乐家,他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以此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南岳最高峰称为祝融峰,在山上建有祝融殿。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楚昭王之后一段时间内,楚人在每年九月初十日前后登高隆重祭祀火神先祖祝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昭王之问”二百年后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佐证。在《远游》中,屈原感叹“悲时俗之近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由于“美往世之登仙”,屈原选择了在天空驰骋远游的方式,托配仙人、周历天地、无所不到。在诗中屈原描述了自己游天的时间、行程是“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集重阳入帝宫”的诗句,是“重阳”二字首次见诸于文字。“旬始”指的“太白星”,因此“重阳”无疑指的是一种天象或是指这个天象出现的时间。由于“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屈原来到了火德“炎神”的地方,“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南疑”就是“九嶷山”。由于受到祖先告诫,“祝融戒而跸御兮”,屈原再去往北方“腾告鸾鸟迎宓妃”。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屈原时代,在重阳这样一个重大的祭祀期间,登高拜谒先祖祝融应该是当时楚人能够普遍认知的活动。《远游》一诗只是将其形象化了而已。此外,屈原《离骚》中还前无古人地提到了后世重阳节两种重要习俗。一是茱萸用于配饰。《离骚》说“椒专佞以慢韬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榝”就是指茱萸,因其气味强烈而用来装饰。二是以菊入馔。《离骚》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这无疑是中国最早“以菊入馔”的说法。这两点无疑是后来重阳节饮菊花酒、吃菊花饼、佩带茱萸习俗的最早文字记载。

  楚人重阳日在九月的习俗,在今天古楚地的一些地方仍有保留。比如江苏丹徒以九月一日、常熟以九月十三日为小重阳,[⑨]湖北来凤、宣恩以九月十九日为大重阳、九月九日为小重阳。唐代李白《九月十日即事》也记录了当时九月九日、十日有两过重阳的习俗。而“九”又是楚人最爱的数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楚辞》中“九”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如“九天”、“九重”、“九则”、“九阳”等等,也有许多文章本身就是以“九”命名的,如《九思》、《九章》、《九歌》、《九叹》、《九怀》、《九辩》等等。虽然没有确切文字表明楚人何时将重阳节定在九月九日,但后来人多认为,由楚人将重阳节确立在九月九日的可能性最大。当然,在这个确立过程中,先秦人们的阴阳象数逻辑观念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至少在秦灭楚国之前二、三百年(公元前4世纪前),重阳节就已经基本定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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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永明 编辑:ty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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